深切缅怀中国航测与遥感之父王之卓

今天，我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缅怀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的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优秀的教育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王之卓教授。2002年5月18日，王之卓院士与世长辞，享年93岁。现王之卓院士长眠于龙泉山孝恩园忠孝园。
王之卓（1909～2002），河北丰润人。我国航空摄影测量和遥感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3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4年庚款留英，就读伦敦帝国学院。1935年获该校特许工程师文凭。同年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航空摄影测量。1939年毕业回国，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航测学者。先后在中山大学、中国地理研究所、陆地测量局工作。1946年至1949年，先后任交通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校长，在困境中为保存交通大学校产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任交大校务委员会常委。1952年后参加创办青岛工学院、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历任教务长、系主任、武汉测绘学院副院长、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名誉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之卓在有生之年开创了我国测绘学科新领域——遥感，带领中国航测与遥感学科立于世界同类学科强国之林；解决了国家许多测绘方面的重大课题；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专业人才，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现代测绘队伍。他的杰出成就和贡献，赢得了世界科学界的尊重和赞誉。
1988年，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这是世界摄影测量与遥感界的最高荣誉，按规定，在世的荣誉会员总数不得超过7人，只有在国际上有声望和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才有资格当选。
1989年，联邦德国摄影测量和遥感学会授予他“金博士”证书，并专门出版了《王之卓教授金博士纪念册》，“向他及他为科学，特别是为摄影测量所作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
1998年，他以89岁高龄荣获第7届陈嘉庚地球科学奖。
面对这些荣誉，他感到“非常惭愧和不安”。1998年12月的一天，王之卓在学术界为他举行的90华诞暨执教60周年纪念会上，诚恳地说出自己心里的这种感受，并解释道：“因为我在本行专业方面的贡献实在不多，只不过是我年龄大一些，因此在本行专业方面比你们先走了一步。”
中国航测博士第一人
1928年，王之卓考入交通大学。在校4年，一切都自己做主：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甚至经济上也基本独立——因他每年都能以优异成绩争取到各种奖学金，基本不要家里负担。这种独立精神，对于他后来的科学事业，具有潜在的影响。
1932年，王之卓从交通大学毕业后，放弃去清华大学做助教的机会，主动选择到陇海铁路工地工作。工地上尘沙飞扬，荒凉艰苦。他白天到野外作业，晚上在工棚里挑灯夜读。王之卓曾回忆说：“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我就想到工地去做一些实际工作，同时也想一边工作一边复习，考出洋留学生。所以，当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到野外工地上工作。”
1934年，第二届中英庚款留学报考工作开始。此届留英庚款生共26名，其中有4名被指定必须攻读测绘。王之卓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成为4人中的1人。其余3人分别是夏坚白、陈永龄、董钟林。
虽然这次选志愿是“包办婚姻”，但自录取那天起，王之卓一生与测绘不离不弃。几十年后，这些当年只能随机选择专业的留学生，都成了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测绘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呕心沥血，为中国的测绘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没有辜负历史的期望。
中国测绘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见于《史记·夏本纪》中大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记载。公元724年，唐代高僧一行发起并主持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子午线测量，测量地点达12处，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北起今内蒙古自治区以北，南达今越南中部。在南北伸展约200公里近似位于同一子午线的4个点上，分别测出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正午的日影长度和北极的纬度，以及4点间的距离，进而推算出北极星每相差一度相应的地面位置，也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这是世界上进行的第一次子午线实测，比公元814年阿拉伯天文学家进行的子午线实测早了整整90年。
但是近代中国的测绘事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测绘人才奇缺。庚款留英26名学生中指定4人攻读测绘，就足以说明问题。
历史赋予了王之卓等人机会，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沉重的使命与责任。1934年8月，王之卓一行抵达英国伦敦。当他们沿着繁华的街道，叩响一扇扇陌生的大门想租房子时，迎面投来一道道怀疑、蔑视的眼光令他们瞬间想起了鸦片战争失败的耻辱。然而，正是这种刺激，激发了他们奋发图强的决心。他和伙伴们仅用一年时间就读完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全部课程。当时在测绘科学方面领先世界的是德国，而不是英国。为了学到更先进的测绘科学知识，1935年8月，在李四光帮助下，王之卓与夏坚白、陈永龄一起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测量学院。1937年王之卓获该校特许工程师文凭，并开始攻读航空摄影测量博士学位，师从德国著名科学家、测量界巨擘拉赫曼教授。1939年2月，王之卓以优异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航空测量专家。
在德读书期间，王之卓虽然生活有保障，妻子女儿也被接到身边，但他却时刻关注国内，常与夏坚白、陈永龄等一起讨论回国以后如何推动中国的测绘事业。1939年，当他一获得博士学位就决定启程回国。此时国内战火纷飞，妻子正怀着8个月的身孕，从德国到中国，漂洋过海，万里迢迢，舟车劳顿，苦不堪言。但他“固执己见”，硬是扶着怀孕8个月的妻子，怀抱年仅5岁的长女辗转数月，经法国、意大利、新加坡、香港，最后回到祖国。妻子在途经法国巴黎时，产下二女儿守范。
几十年后，谈到当时的情景，还有人很不理解。但王之卓却淡淡地说：“那时也没想什么，觉得回国是理所应当的，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会留在国外。”
在王之卓看来，回国跟回家一样简单自然，而回家是不需要想什么的。
回国后的王之卓，起先在内迁昆明的中山大学任教职。1940年，当他得知朱家骅用中英庚款在重庆北碚设立中国地理研究所，夏坚白、陈永龄等一批测绘界精英都在该所时，立即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投奔该所。当时虽说是在大后方，但仍不时有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科学研究的条件也很差。尽管如此，他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航空测量空中三角计算之微分关系公式”等多项研究。鉴于我国测绘教材奇缺的局面，他还与夏坚白、陈永龄合编了测量学大学丛书（4册），从而结束了我国高等测绘教育只用外国教科书的历史，后因战时困难，该丛书仅出版了《测量平差法》一册就停了。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中美政府签订《中美航测合作合同》，拟在中国西南地区，用航测方法测绘一百万分之一的航空图，并成立中美航测合作队。王之卓作为中国唯一的航测博士，参与该合同的商谈和签署，并先后被派往印度的美国空军基地，负责培训中美航测合作队的中方航测人员，赴美国考察航空测量一年，以便拟定中国航测十年规划，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重建做准备。
王之卓满怀希望。然而，考察归来时，日本人是被赶跑了，但蒋介石政府却挑起内战，中国航测十年规划束之高阁。
出任交大工学院院长
1946年夏，王之卓怀着对现实的深深失望，决意受聘母校交通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当时，交大渝校刚从重庆复员上海不久，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他一面积极参与全校的恢复工作，一面努力抓学院工作。这期间，他于工程人才的培养方面颇有思考。
1948年4月8日，是交通大学的校庆日，王之卓在《交大机械》创刊号上发表《机械工程师的培植》。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工程教育亦即人才培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宽口径，必须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联系和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思想。他认为工程技术的终极目的是增进人类幸福，要实现这一目的，工程教育就不能忽略人与人之间的科学。“凡科学应用于实用时，所涉及的各方面，作工程师的，都应该有相当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管理科学对于工程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在中国，工业方面的失败，失败于技术方面的较少，而失败于管理方面的较多。社会同工业的组织愈进步，管理同行政的作用也就愈形重要，在这种急速转变的情况当中，实业的管理不但影响那种实业本身，而且随时都在直接影响到整个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但他不认为培养这样的人必须样样靠从学校老师的讲授中得来，而是一半靠学校，一半靠社会。学校一半所应当做的就是“尽一个基础”、“一种准备同培养”，“使得离开校门的工程师，最低限度能够在这许多方面有接受学识的能力与欲望。”他同时指出：“一个大学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要使他求智的效率增大，必须要使他自动的用功，自动用功的原动力是往往由他自己所能亲自感觉到的需要而发生的，否则受学校的管束，为分数而努力，终于是毫无益处……为补救这种缺陷，利用假期在工厂里见习，当然是有十分必要的。”
同时，他还明确提出“注意实际而施以严格训练”的教学原则，主张培养“以理为基础，工为应用的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工程人才、教育人才”。此外，他还先后在《交大轮机》创刊号发表《本系的使命》、《交大造船》创刊号上发表《本校造船工程系的使命》等文章，表明了类似思想。他努力饯行这一思想：1948年1月，他召集工管系系务谈话会，讨论培养工程管理人才应重视教育质量，工学院开设工厂研究课，组织学生去各大工厂实地参观。当月，工学院电机系4年级学生就参观了上海电力公司及电机厂13处。3年级学生参观了上海电信局。1948年2月20日，他又召集学院系务会，决定用津贴的办法，鼓励毕业生往边区服务。1948年3月，工学院承接江苏省公路局的“苏北各路土壤稳定性实验”项目。1948年5月13日至26日，他亲自带队，和工学院教授柴志明及6名助教一起，率117名48级毕业生赴台湾作毕业参观，以增长实际知识。在台湾期间，先后参观了酒厂、樟脑厂、机车厂、水泥厂、机器厂、铅厂、高雄港、台湾大学等。此后，他在掌校期间还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提出增设电机、土木、机械、航空等4个研究所，同时恢复其他研究所，还拟谋求与其他机构进行更多的“产学研”合作。
然而，由于当时交通大学正处于内战非常时期，这些思想没来得及深入贯彻施行。
维持校务力挽狂澜
从1946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一时期，是交通大学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学校经费支绌，师生员工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暴政，上海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交大作为上海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更是走在最前头。为此，国民党军警、特务多次抓走交大师生，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校园，学校陷于动荡不安中，吴保丰、程孝刚两任校长先后被迫辞职。
1948年7月，王之卓临危受命，出掌代校长。10月，出掌校长。
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此前，1948年2月，学校就通告，本校月经常费仅15亿元(法币)，而1月份水电煤即需4亿元，2月份将增至6倍，3月份薪金恐成问题。8月，校务会议报告：学校每月经常费仅10亿元有零，而7月份的水电费几达40亿元，再加其他办公等费，不敷甚巨。年底开始，由于政局变化，国民党政府拖欠教育经费，通货膨胀达到高潮，学校工资发不出来，学校面临关门，师生员工面临断炊。11月，“教职员伙食团及学生各膳团存粮仅够一二日。教职员家庭有半月之粮者寥寥无几，一部分已改食三餐粥。”
生死存亡之际，如何使交大办下去，考验着校长王之卓的能力、智慧与勇气。他一方面积极与政府、教育部交涉，为办学经费和师生员工的生活费据理力争，在有关场合大声疾呼，要求教育部增拨教育经费和增加公费学生名额，改善公教人员待遇；另一方面在内部挖潜，健全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确定轻重缓急的资金使用原则，紧缩开支。还决定将接收的同文书院荒地辟为农场，征股筹办，让清寒学生参与管理，学校每月酌发工资，以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
1949年春，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王之卓殚心竭虑，往来奔走于民食调配委员会、教育部、行政院，四处筹措师生应变口粮和学校应变经费，几次代表上海各国立大专院校晋京（南京）催拨经费，甚至直面代总统李宗仁，为危机中的公教人员和青年学生请命。他曾在万般无奈之中，与复旦、暨南、同济等8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联名上书教育部：“王之卓等主持校务，目视同人之啼饥号寒，学生之难得饱食，毫无救济之策，深感惭惶。王之卓等本不敢临难苟免，但到此绝境实无颜恋栈，请准辞职。”同情、担忧、无奈以及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无不见诸笔端。
但他欲罢不能。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推着他前行，就像当年在国外拼命念书一样，亦像当初迫切地想回国一样。
为防止国民党在溃退台湾之前，对学校进行破坏或迫使迁往台湾，王之卓依靠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积极分子，积极开展应变工作，成立应变委员会，多次主持应变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应变委员会章程，议决应变时期学校管理方面的各种规章和应急措施，组织疏散转移校产。在这段危急紧迫的日子里，学校的行政组织一天也没瘫痪：定期召开会议，处理各种事宜——毕业考试问题、成绩计算问题、论文问题、疏散转移的校产登记备案问题等等。
1949年4月26日凌晨1时左右，国民党军警用装甲车撞开交大校门，逮捕了56名师生。当时，有5名学生自治会骨干躲藏起来一时没被发现，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他们一时也难以脱身。为了解救这些学生，王之卓巧妙地用自己（校长）专用的轿车（校门口的军警不敢拦阻）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送出学校，使他们安全脱险。26日之后，学校被勒令疏散。4月30日，国民党军队1800人进驻学校，部分未及转移的校产面临损失危险，师生员工面临无处安身之境地。
王之卓忧心如焚，多次与军方交涉，力争保留部分建筑物用以存放物品；同时继续安排转移校产，还寻觅地方以备在最后时刻，疏散那些无处安身的学生。他还亲往达人中学探视被捕关押的师生，给他们送去面包、罐头、咸菜。数次致函军事当局接洽保释事宜。在交大地下党和以他为代表的学校当局的奔走下，一些被捕师生最终获保出狱。此前，他还营救过被国民党军警抓走的助教陈宏毅、学生何若平、教授陈维稷、副教授苏延宾等。
非常时期，王之卓表现出来的崇高品质和大智大勇印证了1948年7月2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监交员但荫荪在王之卓就职典礼及交接仪式上说的一句话：“王代校长有两重品格为我所敬重，即友爱与和平，王先生的学问加上这种德性，一定能对交大有所贡献。”
1948年4月8日，当交通大学建校53周年校庆在动荡与危机中如期到来的时候，王之卓曾发表《今年的校庆》讲话，语气不胜沉痛。他说：“我们这53年的校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战前时期，是我校创校建校的时期；第二个战时时期是我校艰苦支撑的时期；第三个战后时期是我校恢复旧观，发扬光大的时期。可是胜利4年，度过了三届校庆，我们的期望既没有达到，而学校的危机，却是一年大似一年。回想胜利归来的第一届校庆，正逢学校50周年，那时虽因复员未毕，没有举行扩大的庆祝，可是我们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如今第53周年校庆，也就是复员后的第四届校庆又到了，环境上的困难，仍是一年比一年的增加；安定的威胁，也是一年比一年的扩大。往年学校的经费，员生生活，虽说艰苦，尚可勉力维持，而今却快要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求安定的口号，又被继起的‘争生存’的呼声所掩盖了。”但同时，他又对未来充满渴望和期待，似乎已预见了光明的来临：“虽然如此，我们仍是怀着无限的兴奋，来迎接今年的校庆，因为我们瞻望前途，已看到和平的曙光，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新的希望。我们知道，只有大局安定，学校才有安定；只有国家上轨，学校才能接着上轨。所以我们希望今年的校庆，正是迎接国家转入安定的局面，而又奠定吾校安定进步的基础。”
他所期待的和平曙光正是即将到来的新中国。
怀着这种期待与信念，1949年4月，当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通知他，要他和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等人一起去台湾，并已为他们准备好机票时，他决定抗命不从。但硬抗不是上策，他们几个商量之后，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见没有动静，几天后特务头子方某径直将电话挂到王之卓家里。方在电话里大声责问为什么还不走？说：局势紧张，你必须马上去台湾。放下电话后，王之卓赶紧跑去和夏坚白等人商量，几个人决定再拖一个星期再说。一个星期过去了，上海还在国民党手里。怎么办？继续拖下去势必引起方某的怀疑。这时有人想出一个计策：趁方某不在的时候去找他，这样，等到方某再打电话来的时候，就有理由推脱了。于是他们特地选了一天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去上海大厦找方。可是刚走到方的办公室门口就听到他在里面训话，几个人吃了一惊，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就迅速走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里躲起来，直至确信方下班了，才出来去敲方的办公室门，和他的秘书敷衍了一番。而为了躲避方某，在这以后，王之卓只好有家不归，住到朋友家里。就这样，王之卓等人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和平曙光，巧妙地与国民党要员周旋，一直坚持到解放。?
1949年5月，当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解放时，爱国正直、恪尽职守的王之卓以极热情的态度，积极配合，将一个完好的交大交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对这段历史，上海交大出版的“校志”作出了肯定的评价：“王之卓出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时值上海解放前夕，能在极其困难中维持办学局面，尽力保护校产和人才，为保存交通大学迎接解放与上海军管会的接管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航测与遥感之父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王之卓振兴中国测绘科学事业的无限热情和创造力。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王之卓离开交大到青岛参与组建青岛工学院。1955年，他又作为专家，调到武汉参与组建全国第一所民用测绘专业学校——武汉测绘制图学校。该校后来发展成我国唯一一所著名的测绘方面的重点大学，并先后更名为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该校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并），而王之卓自此便在那里工作直到去世。在武测，王之卓先后担任过系主任、副院长、名誉校长等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始终没有中断其学术生涯，哪怕是在“文革”十年浩劫时期。
王之卓在他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内，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实践者，还是时代的预言家。他超前的科学思想和眼光，使他总能预见到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所以他总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高屋建瓴地指明学科发展的方向，进而做出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科学贡献。
遥感是在空间技术基础上，于20世纪70年代才诞生的新兴现代科学技术。但早在此前的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60年代美国成功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后，王之卓便敏锐地意识到，这将给测绘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他预言：“人造卫星将为测图人员提供编制或修订地球上地形图的相片。”而当时人造卫星即使在美国也还处于保密阶段，且主要用于军事目的。
王之卓曾说：“航测与遥感技术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根据电磁波的辐射，借助非接触传感器来获取所研究物体（主要是地球表面）的摄像，只不过遥感记录的电磁范围要比航空测量的宽得多。但从发展中看问题，航测没有理由永远限用在照片的狭窄的光谱范围内。从信息的处理方法而言，比较起来遥感偏重在物理方面，而摄影测量偏重在几何方面。”王之卓的观点指明了传统摄影测量向遥感发展的必然趋势、航空摄影测量和遥感的学科关系及其属性。
此后，他就一直执著于发展中国的遥感技术并努力使它服务于国家建设。20世纪70年代，王之卓多次出国考察国外测绘部门中遥感发展状况。针对当时我国测绘界普遍把摄影测量与遥感分开的现象，他指出：“摄影测量也可理解为遥感技术的一个分支”，“我们要充实这方面的知识”。他还系统论述了摄影测量与遥感的关系、航测与遥感的发展方向，并提出发展我国遥感事业，促进航测与遥感融合的看法和建议，呼吁要尽快考虑在航测专业理论中，增加遥感的科学知识。在王之卓推动下，1980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航测系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遥感教研室，开设了“遥感技术基础”、“遥感图像的几何处理”、“数字影像处理”等课程。同时，还将老专业“航空摄影测量”成功改造为“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此后，该专业在王之卓带领下，发展成为测绘类专业中唯一的全国重点学科，其实力可与国际一流的同类学科相媲美，使我国成为诸多外国专家眼中可与美国、德国并列的世界航测遥感技术的3个超级大国之一。
王之卓的科学洞察力深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计算机、航天技术的迅速发展，王之卓预见到数字化技术是摄影测量由模拟与解析向自动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世界上率先提出“全数字自动化测图”构想，并给出“全数字自动化测图系统研究方案”，而这正是当时国际测绘界高度关注、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
该课题后来不仅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而且在他直接指导下，经15年艰苦攻关，最终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技术问题上取得突破，相关成果先后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并从1992年起实现了产业化，打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唯一跻身于当今世界四大同类软件产品之一。
王之卓在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源源不断。20世纪50年代，王之卓即在用航测方法测绘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过程中，纠正了当时使用的苏联方法中用于山区的“瓦洛夫公式”的不足，并提出新的解算公式。该公式后来在航测界被称为“王之卓公式”。“王之卓公式”从理论上对航测成图方法和空中三角测量的误差进行了分析，在我国航测事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同期，王之卓还首次提出偶然误差累积的系统现象及规律的理论问题，对提高我国航测成图的精度和缩短成图周期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初，他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解析法加密理论与实施方案的研究，并推导了利用电子计算机解算空中三角测量的基本公式，提出区域网平差方案。
70年代，他主持了“航带法区域网电算加密”的研究，其“航带法区域网平差程序”是我国最先编制出来的航测软片，为推动我国航测领域应用电子计算机，发展航测生产做出了贡献。
80年代，他又提出用微机与我国已有的立体座标量测仪联机，实现“在线空中测量”的建议。
中国测绘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几乎都印有王之卓坚实的足迹。对此，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宁津生如是评价：“我国测量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王之卓教授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列，高瞻远瞩地指出学科发展方向，并奠定其理论基础。”王之卓对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科学的奠基之功和特殊贡献，为他赢得了“中国航测与遥感之父”的崇高评价。
爱才育才，风范照学人
作为教育家，王之卓自20世纪30年代末起，直至90年代一直没离开过学校。长期的教学生涯，使他对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超前意识，对人才发现独具慧眼。他不仅主张人才培养要“求实与创新、传授知识与传授方法并举”，注重教学和科研结合,同时，他还以前瞻的科学思维，要求在日常教学研究过程中,追踪学科发展最新动态，密切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王之卓不是那种只传授知识的教书匠，而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领路人。
1960年，时任武汉测绘学院教授的他，给当时的研究生制定了六大研究方向：电子模拟测图仪、缝隙纠正仪、自动立体测图、电子计算机在航测中的应用、静电摄影与摄影影像质量的评定等，而这实际上是20世纪60至80年代国际航测摄影界的发展方向。
他在科学上的超前智慧和眼光，让他门下的人才脱颖而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著名摄影测量专家张祖勋，曾经是王之卓的研究生。当年张祖勋刚留校任助教就被王之卓看中，他立即要他编制相对定向的计算机代码程序，而此时中国才刚刚开始引入计算机。
1957年，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四年级学生李德仁结合专业写了两篇论文，其中谈到他发现的苏联专家写的教材和权威专家论文中的错误，他很想知道自己对不对，就托人递给时任系主任的王之卓。王之卓看了文章后，百忙之中很快就约李德仁到家里，从下午五六点开始一直谈到晚上9点，晚饭也没吃。王之卓在李德仁的文章上做了很多批注，哪里对，哪里错，哪里好，为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这让当时还是个普通大学生的李德仁大受鼓舞，也大为感动。在后来的毕业设计中，李德仁把一个加拿大教授的公式推翻了，他后来的硕士论文，又把国际上流行的对系统补偿效果的观点给纠正了。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与王之卓早期对他敢于挑战权威的创新精神的鼓励、保护、支持有关。在撰写大学毕业论文时，王之卓又亲自为其修改，告诉他应如何组织文章段落、提要和附录等等。李德仁毕业的时候，王之卓有心想收他为研究生，但由于他所谓的“问题”，结果被派到西北野外测量队搞测量。王之卓看准了这是棵好苗子，不想让他荒废了，就经常写信提醒他要学会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王之卓的关心和指导下，李德仁在野外作业中解决了山区高程导线施测中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李德仁已年届40，但王之卓却立即联系上李德仁，要他跟自己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王之卓又推荐他到德国，师从著名摄影测量专家阿克曼继续深造。
现在的李德仁早已是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航空摄影与遥感信息领域的著名专家，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每当谈及王之卓，他都无比崇敬和怀念。
王之卓从教60余年，不仅桃李满天下，还为中国测绘学科的教材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除20世纪40年代与夏坚白、陈永龄合作编写了大型测量学丛书之外，50年代，他还根据我国航测理论与生产实际，结合自己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经验，编著出版了《平面测量教程》、《航测新技术》等一批优秀教材。粉碎“四人帮”后，他已年逾古稀，又编纂了《摄影测量原理》和《摄影测量原理续编》。这两部书不仅囊括了当时国际摄影测量的最新成就，而且代表着我国摄影测量的最高水平，是该学科的经典著作，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全国优秀测绘教材一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90年，他81岁高龄，还呕心沥血地撰写了英文版的《摄影测量原理（带遥感）》。德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主席、卡尔斯鲁厄大学汉斯－皮特·贝尔教授看了该书后甚为惊讶，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这部长达92万字的权威性的经典著作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且著作的内容是该领域的核心部分，作者又是在81岁高龄完成的。”他是中国测绘教育当之无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王之卓为人真诚、友善、平和、谦逊。身为著名教授，他不仅亲自给本科生上课，还常常晚间去学生宿舍答疑。冬天刮风下雪，路不好走，他就让女儿打着电筒陪同。在教学科研中，他把所有同他一起工作的研究生、青年教师都看成自己亲密的助手和学习对象，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为乐事。
生活中的王之卓特别怕出名。一次，王之卓正在和年轻人一起研究课题，一位记者抢拍了一张照片，王之卓甚感不安，叮嘱记者说：“千万别写王之卓在指导，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工作。”
遇到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王之卓阅稿时每每将它划去，有时甚至附张纸条说：请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一次，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徐兴沛为《中国科学家传略》一书撰写《王之卓传略》并送他过目。他看了后附了一张条子，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主要限于事实方面；至于对我个人过分赞扬吹捧之词，我愧不敢当，我认为都应该删去，例如什么‘航测元勋’、‘轰动西欧测绘界’之类。”至于有助手在论文发表时写上他的名字，他知道了也是一定要去掉的。
对于学术界说的王之卓学术思想，他的回答是：“如果有什么王之卓学术思想，就是不断地向我的学生们学习。”
王之卓虚怀若谷，宽容大度，有古君子之风。“文革”期间，他被整，戴高帽、挂黑牌、挨批斗、住牛棚、烧开水、扫厕所、卖饭票，年逾花甲下湖挑塘泥。“文革”后，提起这些事，有人以为他会耿耿于怀，谁知他却说：“我确实加入过国民党，当过当时的大学校长、少将处长。虽然我没有做过坏事，但人家不信，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不管政治怎么安排命运，我只想社会会往好处发展，自己搞好自己的事业。”
王之卓活到老，学到老，贡献到老，并永远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还很少。他在《摄影测量原理》获奖后曾说：“这本书还有许多不足，受到奖励是不安的。这本书我还准备再修改几次，争取将高水平的东西留给后人。”他还说：“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跟就要落后。所以，我还要补课，还要打基础。”
1983年，他75岁寿辰时，对前来祝寿的师生说：“测绘事业在国家建设上应更加引起重视，但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在国际上应占重要地位，但我们却没有做到。遗留的大问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我75岁不放松！”
1998年，他已90高龄，但还与年轻人互勉，表示要继续珍惜光阴，充实知识，把自己的才智献给祖国。
2002年5月18日，王之卓以93岁高龄走完他的测绘人生。